公元前506年，也就是阖闾即位后的第九年，他召开了三巨头会议，与伍子胥、孙子商讨伐楚事宜。阖闾明确说明了他的战略意图：“吾欲复出击梦，奈何而有功？”红线已经划好了，只有怎么打的问题，没有打与不打的问题。

伍子胥和孙子联名提出了一个制楚战略，就是“远交近攻”，即联合蔡、唐两国共同讨伐楚国。吴国的情报系统已经查明情况，蔡、唐二国已经对楚国恨得咬牙切齿，就等着吴国出兵，二国将极力配合吴军的行动。

唐、蔡的宗主国其实是晋国，只是晋国远在中原，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而吴国就在楚国东侧，也只有吴国有能力为他们报仇，所以二国很痛快地答应了吴国的条件，三国正式结盟。

在公元前506年的冬天，三国联军宣布对楚作战，不过蔡、唐都是打酱油的，主力还是吴军。这次对楚作战是战略性决战，阖闾也几乎掏出了自己全部家当，“悉兴师”，大致五万人左右，但和楚国的二十万军队相比，还是处在劣势。阖闾是在赌博，一旦输了，就将倾家荡产，对阖闾来说，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零和游戏。

正因为双方实力有差距，所以吴国尽可能地缩小差距，吴军并没有单独在楚国东线与楚国决战，而让唐、蔡两军从楚国北线作战，以二国的那点虾米兵，如果单独与楚作战，还不够楚人塞牙缝的。

唐、蔡地处楚国偏北方向，处淮河之滨，吴军在邗沟（今江苏扬州）乘舟沿刊沟（今京杭大运河的苏中段）北上，然后在今江苏淮安进入淮河，再溯淮西进，与唐、蔡二军会合。

如果舍远求近，吴军也可以要求唐、蔡二军沿着吴军北上的水路顺行南下，在邗沟与吴军会合，再溯长江西上，抵达后来吴楚决战的柏举。吴军舍近求远，应该是吴国最高决策层考虑到了晋国的因素。

在此年的三月，晋国曾经召开了一场江湖武林大会，号召天下诸侯共起而诛楚，但晋国雷声大雨点小，一直没有实质动作。吴国不排除在吴国对楚作战后，晋国会改变战略，派兵与吴国联合作战。这只是一种可能，但吴国不会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晋国身上，指望别人，不如指望自己，这年头没有救世主。

三国军队会战的地点在豫章，也就是现在豫徽两省交界处的淮南山区，紧依大别山区，但这里并不是吴军预定的主战场，主战场在汉水东岸，距离豫章约有二百多公里。

不过吴军似乎并没有渡汉水而击郢都的打算，而只是夹汉水与楚军对峙，因为吴军并没有过河用的大型船只，却带来许多战车。吴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显，就是引诱楚军过河，寻找机会歼灭楚军主力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吴军从豫章直插至汉水东岸，采取的是跳跃行军方式，绕过三关（即大隧、直辕、寘阨，位于鄂豫两省交界东端），和解放战争中的神来之笔——千里跃进大别山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吴军穿插行军，在战略上非常大胆，但在战术上，是要冒着被楚军穿插至吴国身后“关门打狗”的风险的。吴国三巨头欺楚军主师囊瓦贪暴无能，事实上楚国并非没有军事天才，比如提出对吴军“关门打狗”战术的左司马沈尹戌。

沈尹戌所处的时代，正值吴兴楚衰，以楚国的国力，根本无力阻止吴国的强势崛起，所以他是坚决反对对吴用兵的。公元前518年，楚昭王熊壬不顾国内的上昏下暴，民不聊生，轻率地“舟师以略吴疆”，沈尹戌就长叹：“楚必亡邑，不抚民而劳之。”事实也证明了沈尹戌的判断，吴军将楚军打得找不着北，并吃掉了楚国的重镇巢、钟离。沈尹戌再一次作出预言：“亡郢之始，于此在矣。”

十二年后，吴国果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楚之战，而已经出任大司马的沈尹戌将再一次面对攻势凌厉的吴国。不过沈尹戌这次看清了吴军跳跃式大进军的弱点，就是单兵突进，“顾头不顾腚”，这是很容易被敌人“关门打狗”的。

沈尹戌对囊瓦提出了他的战术对策，即囊瓦率楚军主力在汉水西岸拖住吴军主力，他则率一支精锐部队北上方城（即楚长城，位于豫鄂两省交界处），将吴军停泊在淮河源头的大量船只悉数烧毁，断绝吴军归路，并直插大隧、直辕、寘阨三关。吴军被截断后路，军心必然大乱，囊瓦乘时济河伐之，沈尹戌从三关西进，两支楚军逐渐缩小包围圈，将吴军挤成夹心饼干，则吴必亡。

沈尹戌的这条计策非常恶毒，不亚于刘备伐蜀时，蜀从事郑度给刘璋献的“坚壁清野”之计。如果刘璋采纳郑度的毒计，一代枭雄刘备将死无葬身之地，同理，如果囊瓦听了沈尹戌的计策，阖闾、伍子胥、孙子将被一网打尽，所谓吴国三巨头将成为历史笑柄。